傳教士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學習外語，尤其是翻譯工作。要將併入於某種文化中的宗教系統之概念和信念的豐富性傳遞至另一種有著完全不同的詞彙結構和獨特的文化色彩的語言，對於傳教士而言，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儘管存在各種困難，但即使在看起來完全不不協調的語言之間，書面文字的翻譯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天主教會中，當早期教會的主要猶太教徒團體散佈到在地中海世界中的希臘-羅馬文化時，便開始了跨文化的工作，因而進行了語言翻譯。兩種文化的相遇深刻地影響了基督教的形態，幫助教會找到詞語和概念來定義和澄清其信息。由於這些相遇，希臘和羅馬文化的豐富性得以保存下來，世世代代。從教會的起源來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文化交流帶來的挑戰令人生畏，但卻面臨著目標感。

基督教與漢語世界的語言相遇

在漢語背景下，情況肯定更加複雜。我們熟悉在13至16世紀中元朝和明朝時期著名傳教士的努力。我們回想起蒙特科維諾的約翰 John of Montecorvino（方濟各會修士），加斯珀·達克魯斯 Gasper da Cruz（道明會士），以及利瑪竇 Matteo Ricci（耶穌會士）和他的耶穌會士，他們以無限的自我犧牲而聞名於世，他們不僅向中國的弟兄姊妹傳福音， 也向他們傳達屬於其原籍國文化和科學知識的寶貴元素。

然而，沒有多少人熟悉第一次使用中國文化概念播種福音種子的嘗試，而這種嘗試在上述傳教士之前的多個世紀中早已存在。最早到中國的傳教士是東敘利亞的僧侶，他們在唐朝（公元618-907）初被認為是最早使用中文向中國人民宣講耶穌信息的人。這些僧侶被稱為“聶斯脫里傳教士”，但更準確地說，他們應被稱為“光教”或“光明宗教” (景教)團體的成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傳教士屬於東方教會，因此不受西方世界希臘-拉丁文化基礎的影響。他們使用的是敘利亞語聖經，這是耶穌本人所說的阿拉姆語的書面語言。在這種背景下，敘利亞教會的傳教士們竭盡全力“理解”，“翻譯”，“寫作”，“解釋”和“傳播”耶穌的信息，使之成為中國人都可以理解的概念，藉此培養自己的景教團體的信仰，並向非基督徒表達他們的信仰。值得注意的是，有關這些相遇的一些歷史文檔既得以保存亦可供我們使用。最著名的是西安碑刻，是唐代景教基督教歷史的主要資料，也是最豐富的資料來源之一。此外，我們還有一些手稿，大多屬於唐朝時期，是馬奧雷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於1907-1908年在甘肅省進行的考古考察中首次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

文件中的文字最有趣的是用來描述耶穌基督的“天道”。 “道”是道教和佛教的中心概念。在漢語中，“道”既可以表示“语言”（希伯來語中的“ dabar”，也可以表示希臘語中的“ Logos”），也可以表示啟蒙的“渠道”。敘利亞僧侶沒有很多書面資源，也沒有廣泛的語言工具來翻譯它們。但是，通過與佛教僧侶的相遇和交流，他們相信“天道”一詞可能有助於傳達基督的生活和使命的意義。即使西方基督教並未正式採用該術語，但仍存在深刻的精神和神學意義，可以對其進行研究，以增進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相互了解。

回顧景教團體與漢語世界進行的非同尋常的文化和宗教交往，我們意識到他們的承諾和使命如何承受面對這種文化多樣性的挑戰。這些早期傳教士在中國建立的“榜樣”提供了第一個寶貴的跨文化課，在漢語環境中傳福音的基督徒和傳教士應經常從中欣賞並學習。可悲的是，針對外國宗教的“鎮壓令”（公元845年）突然阻止了景教團體的工作。

基督教與漢語世界第一次相遇的故事可以作為典範來解釋賦予翻譯者的使命：他的任務不是要制作完美或完整無缺的翻譯，而是對讀者和原文作者保持忠實和款客的態度，以免背叛原文作者想要傳達的信息的本意。意大利人的準押韻(半諧音)“ Traduttore，traditore”，“ 翻譯員，叛徒”很好地說明了翻譯工作的挑戰和風險。

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指定，要使翻譯成功，必須採取兩種形式的工作：“記憶工作”和“哀悼工作”。

a）在“記憶”工作中，翻譯員被迫在自己語言的被遺忘的隱秘處尋找合適的單詞或短語來翻譯外文。在這個階段，翻譯者會被誘惑要麼完全放棄翻譯計劃，要麼太過倉促地迫使外語進入目標語言的範圍，這兩種方法都將顛覆向原作者和讀者保持忠實的任務，並最終導致欠缺款待。

b）在“哀悼”工作中，翻譯員必須接受這樣的事實，即無論他們的翻譯的質量如何良好，都絕不會是原著的完美詮釋，也永遠不會完全掌握外文的細微差別和含糊之處。翻譯員會以為可以運用自己的母語完美地捕捉原文的感覺，毫無遺漏，亦毫不含糊。這種絕對翻譯的誘惑與先前完全拒絕翻譯的誘惑剛剛相反。現在，翻譯員處於危險之中，不是拒絕翻譯，甚至不是強迫外國人使用自己的語言，而是拒絕滿足於僅是充足的翻譯 -- 足以滿足原文要求的翻譯，即使不是完美的複製本。

語言接待作為倫理典範的一種

通過記憶和哀悼，翻譯員必須擺脫兩種假像：1）外語是由不同成分形成的，並且無法翻譯； 2）自己的語言是自給自足的，並且能夠容納另一種語言的所有含義。

沒有了這些對立錯覺，每種語言的奇異性和可譯性便會產生新的健康感覺，並會達至“語言接待”。正如利科（Ricoeur）所說：“冒著服務和背叛兩個大師的風險，將讀者帶到作者處，也將作者帶到讀者處：這就是練習我所稱的語言接待。我認為，正是這種模式成為了其他相似的接待形式的模範：懺悔，宗教，難道他們不像彼此陌生的語言，而其詞彙，語法，修辭，文體，不正我們必須學習的，以便進入他們的行列嗎？”

利科繼續說道：“然後，如何以熱情好客的方式翻譯意義成為“自我-他者”關係問題的核心。通過翻譯的辛勤工作，我可以對他者和我自己都有了新的理解，即我們都“無法簡化”，部分無法翻譯，但卻能夠與他人交流和了解。這種人際接待和語言接待一樣，將使我學會成為自我和他者（無論是外國人還是熟悉的人）的慷慨和有能力的主人，它將在我與另一個完全獨特，無法變成我自己計劃和意義的視界的人連繫時所帶來的快樂中體現出來。”利科提倡語言接待作為一種範式，因為它把彼此截然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使他們能夠相互交流和理解，而不會侵犯其誠信。

在這個日益分化的世界中，文化和宗教之間的相遇以及隨之而來的翻譯努力的歷史事例，例如敘利亞傳教士在中國所做的努力，雖然並不完善，仍可以激發世界追求文化和宗教之間的和諧與相互理解，而不是暴力的對抗和孤立。 在當今四分五裂的世界中，正急需文化接待。

不用多說，我們非常感謝所有分享新聞的翻譯員，他們通過默默服務，為我們在中國教會的具體服務提供了這種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