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覓聖人之心～
聖金邦尼書信集
Daniel Comboni:
The Man and His Message
意大利文原著作者
阿爾·多吉利神父 (Fr. Aldo Gilli)
中文翻譯
許令嫻
陳世賢
中文譯本校對
高莉莉
中文譯本主編
金邦尼傳教會的“分享”小組 (澳門)
許心嫻
第六章
推動福傳的路標
- 深刻地認識福傳使命的推動
- 推動福傳國際化的策略範例
- 推動福傳的有效策略
引言
聖金邦尼•丹尼爾是非洲傳教士的典型代表，也是推廣福傳的大師。事實上，他似乎被賦予了福傳工作上需要的所有天賦。
他往來歐洲，凡是有希望得到堅定支持與幫助的社交圈，他都大膽加入。他把福傳使命的信息帶到各協會、修院及天主教大會中，從而導引出基督徒救贖非洲的關懷。他是為了收穫而播種，也確實成功地收穫了很多支持；包括資金、人力資源及比一切事物價值還要高的——就是極多人為他的福傳工作祈禱。
是的，祈禱是最重要的。因為他正為完全屬於天主的——且他熱愛的非洲人們的救贖而戰鬥；因此，天主的幫助是必要的。也是在這樣的精神力量中，他為全方位動態振興福傳而做的所有計劃和項目，都達到了它們的意義及價值。
深刻地認識福傳使命的推動
聖金邦尼所有振興福傳的工作都源自於他—想法，他訂定『中非洲福傳計劃』的時候，就已經在腦海中形成的想法——認為自己有職責向基督信徒宣揚非洲救贖的重要性。然而，如果要實現這一目標，他認為我們和人們的努力是必要的，那麼天主的幫助就更加重要了。基於這些信念，他發起了為非洲重生的祈禱運動。
聖金邦尼寫給科隆協會的匯報之中，更深入分析支撐著聖金邦尼非洲福傳計劃的一切行動，其基本信念就是『救贖非洲的時刻』終於到來了，基督徒的良知是不會忽視這時刻的：
111「使非洲人重生的工作是天主不同凡響的愛；是偉大的天主在祂的憐憫中選擇了這個不幸的時刻，帶來祂愛的工作; 在真理之光被錯誤、驕傲和人類激情蒙蔽時，甚至在天主教會的核心中也是如此的時刻。目前，在我看來，當許多基督徒一起反對天主及祂的傅油者時，神聖牧者的非凡聖心，一定要向那偉大及不見經傳的地域伸展，給那些仍然生活在死亡陰影中數以百萬的迷失羊群加倍的愛。
是的，這個非洲人重生的工作是天主的工作；這個恩典時刻是天主定的，在這裡要召喚所有非洲原始民族來到基督和平的羊棧中受庇護。多年來，真福克拉弗（Blessed Claver）使徒熱忱的繼承人：英勇的利伯曼神父 ( Fr. Libermann)、奧利維耶里神父（Fr. Olivieri）及馬扎神父（Fr. Mazza），通過他們卓越的愛的傳教工作，在普世的教會中響起了解救非洲的呼聲。耶穌基督新使徒在遙遠的非洲大地上，灑滿珍貴血汗; 維也納、科隆、巴黎及里昂多個令人欽佩的組織也都響應號召了。」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402, Report to Cologne Society, pp.416, para. 1403)
聖金邦尼在確定了他的工作是天主旨意之後，就表明了打算用哪些方法和形式去獲得非洲福傳工作所需的一切人力和物力，並且如何勇敢地面對任何困難：
112「無論我們是否會走投無路，讓我們全心全意地相信天主及非洲女王——聖母瑪利亞。人力和資金、資金和人力啊! 它們是絕對必要的兩件事。
透過閣下的主教辦公室的協助和我去到各地的尋求——無論是搭火車或坐輪船，跨越陸地或海洋，在耶穌和瑪利亞的聖心內，憑著耐心、信任、勇氣、毅力，我們一定會找到必要的人力與資金，來開始這項工作，挽救許多非洲人們的靈魂。」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287, Letter to Bp. Luigi di Canossa, pp.548, para. 1785)
聖金邦尼的非洲福傳工作是以救贖靈魂為終極目標；所以只要有機會，他就會以尋求人們的代禱為優先。這是他寫給女修道院院長的信件：
113「我懇求修女們，全心全意向上主為非洲的皈依祈禱... 。 在法國、比利時、德國及意大利，已經有200多所宗教機構，為我能夠成功地將信德的真光帶到非洲內陸向仁慈的天主祈禱。在那裡，已有 30多名傳教士（許多傳教士來自德國）喪命，我也多次處於死亡危險境況中。
直到目前，仁慈的天主在祂無限的憐憫中一直幫助我... 。 耶穌基督的誡律，比起這世上權貴者的條約更加可靠。福音中的『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門』，這比維也納1856年條約或是巴黎1815年條約更加確定穩妥... 。如果修女們為我祈禱，妳們祈禱之聲與全世界很多的宗教團體便會聯合起來；眾多靈魂的祈禱必定能夠在耶穌聖心內得到迴響，因為祂曾應許，凡尋求的，就得著；敲門的，就為他們開！
非洲皈依的工作，是現今最重要的傳教使命之一，雖然非常困難，但是天主會提供幫助的。慈悲的天主希望呼叫這些可憐的非洲人民，來接受基督的信仰。噢，請祈禱！也邀請其他人一起祈禱，天主定會給妳百倍的回報。」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306, Letter to Abbess Maria Mueller, pp.585, para. 1886, 1888-90)
非洲這片土地大到足以容納所有人，而非洲皈依的傳教使命一樣巨大。因此聖金邦尼通過書面，呼籲神父、宗教職務的人士，以及那些即使在家裡也願意成為協作者的人：
114「有利但不可預見的當今情勢，似乎是天主給我們的標誌，宣告非洲的救贖時刻已經到來。現在所需要的，就是讓我們以巨大的勇氣來承擔這項任務，因為天主與我們同在。
年輕的神父們，這裡有超過一億被拋棄的非洲人，需要你們的傳教工作。你們崇高的聖召、救贖靈魂的熱忱和奉獻犧牲的精神，要使你們在非洲失落的兄弟們重生過程中與基督同在。
我們也希望不同的宗教團體及修會和這些被選中的教會精兵，在這個被撒旦散佈邪惡勢力的廣大戰場中收穫桂冠。
因某種情況而迫使你留在家裡而的人們，請每天為非洲的傳教工作祈禱，也請慷慨解囊。讓大家共同攜手努力，我們的願望目標一致，承諾為愛耶穌基督，贏得更多的靈魂、贏得不幸的非洲。」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346, Letter to Bp. Luigi Ciurcia,, pp.685, para. 2180-2)
聖金邦尼一想起『珍愛的非洲』在精神及物質上的貧乏就非常憂愁以至經常無法入眠。這激發了他的想像力，盡辦法到處尋求幫助，特別是以歐洲培育神父的大修院為目標，希望能在那裡找到那些願意幫助被遺棄的非洲人民並把他們帶入基督羊棧的人：
115「在那些漫長而折磨的夜晚，我的思緒不知不覺地飛速奔往那片熾熱的大地，那仍未開發、人民正被勞役得令人痛心的中非大地。
然後，我的心神又穿越了整個歐洲並四周環顧，看是否能有一線希望，可以幫助我那些可憐的非裔手足。我跪在世間的君王和偉人腳下，淚留滿面地懇求他們張開雙手來施捨一些財富救贖這些不幸的人。
之後，我把目光轉向耶穌基督的羊群，也看著偉大的天主教會那些蓬勃發展的神學院；我期望在那兒挑選到最堅強年輕、聖職的花朵和希望的人，鼓勵他們英勇地背向世界，離開自己的家園，加快給予那些不幸的非洲人民援助，打破奴隸制度的枷鎖，為他們帶來喜訊——天主教的信仰。」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402, Report to Cologne Society, pp.801-2, para. 2543-4)
推動福傳國際化的策略範例
聖金邦尼多次跨越歐洲的旅程只有一個基本動機——非洲的重生、整個非洲大陸的重生。這不應僅僅是一個國家或機構的工作，而該是整個天主教會的責任。因此，有必要讓全部的天主子民意識到『非洲重生』這偉大及新穎的福傳責任。
聖金邦尼在後期的敘述中回憶，正是因為非洲的重生計劃 （The Plan) ，才促使人們得以從普世教會的角度來構想福傳工作的推行：
116「1864年9月18日，當我在羅馬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參加聖瑪加利大．瑪利．亞拉高（Margaret Mary Alacoque）的宣福禮時，為貧窮的非裔弟兄製定一個新計劃的想法突然像一道閃電沖向我，而這計劃的每一重點就像是由天主啟示般，從高天傳遞下來給了我。
這計劃隨後得到了教宗庇護九世的批准，並把它發送到羅馬傳信部。計劃還被翻譯成各種語言，並發展成為了幾個不同的版本。我的基本想法就是進一步鞏固在非裔民族的傳教使命並賦予它更大的活力。
然而此時，我是獨自一人，既沒有得到需要的幫助，也沒有資金支持。因此，在長上、傳信部部長巴爾納伯樞機主教及可敬的尼古拉斯•馬扎神父的許可下，我花了三年左右，在意大利、法國、西班牙、英國及德國，特別是奧地利等歐洲國家到處遊走，來就我的計畫徵求意見。在此期間，我也一直試圖去了解在法國和愛爾蘭組織良好的外方傳教會及其機構。
我在旅途中，嘗試擴大社交圈及多認識些朋友，並通過明確解釋非洲傳教工作的重要性，以獲得支持及金錢資助。在此方面，巴爾納伯樞機主教、教會高層及社會上有權勢的人士，都大大地幫助了我。但是最大的幫助，就是教宗庇護九世在1864年9月的鼓勵和預言，對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非洲努力，作基督的精兵。』(原文拉丁文Labora sicut bonus miles Christi pro Africa)... 。
所以，我一刻也沒有對我工作最終的成功失去任何希望。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733, Report to Cologne Society, pp.1417, para. 4799-480)
於是聖金邦尼的福傳推廣計劃就這樣形成了。無論到何處，除了確保都能得到祈禱的幫助之外，他也致力於鼓勵神職聖召。事實上，他試圖在歐洲的最重要地區，推動自己創辦的七個傳教學院：
117「我覺得我在普魯士（Prussia）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推動了科隆非洲傳教士小型神學院的奠基，這旨在為德國教會的非洲聖召開闢道路，（而不是奧地利教會，為它我另有計劃，或在維羅納又或在威尼斯）... 。
我的計劃是在歐洲各中心為非洲傳教工作建立『小神學院』，目的是要讓天主教的整體道德力量開展，並將其用於促進非洲的福祉。但是，現在向你們提出建立策略似乎還為時過早。」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142, Report to Card. Alessandro Barnabò, pp.315, para. 1089-90)
事實上，聖金邦尼在維羅納修院建立後的一年，他試圖在巴黎建立一所為培育非洲福傳的修院，並為此組織了一個由勝任的成員組成的委員會：
118「我現正在巴黎，組成一個擁有法國最傑出的天主教人士的傳教修院籌備委員會（Council of the Society of the Good Shepherd at Paris），它的目的是為維羅納大修院及其他傳教修院募集善款。並且，三位最傑出及積極的羅馬傳信部巴黎議會（Paris Council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成員也已加入。」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280 , Letter to Bp. Luigi di Canossa, pp. 359, para. 1751)
我在巴黎嘗試建立一個『善牧協會』... ，若一切順利，我們會開始在巴黎建立一所為非洲傳教的小神學院，像在維羅納一樣。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355, Report to Card. Alessandro Barnabò, pp. 713, para. 2261 )
聖金邦尼寫信給在蒂倫豪特（Turnhout）『小神學院』的院長， 他不只是請求院長保
送優秀的修生，而是還要最好的，並已準備好面對極其艱鉅的中非福傳使命的：
119「親愛的院長：請務必與我的校長——維羅納非洲傳教修院院長森比安帝神父(Fr. Sembianti) 聯繫。我懇求你，把你優秀的修生給我...，給我最好的、最賢能、最純潔及最神聖的，因為在中非傳教是世界上最困難及艱苦的任務。
我曾經到過東印度群島、敘利亞等地，但那些任務和中非洲的傳教工作比較根本不算什麼。對於中非，我們需要的是殉道者；所以，親愛的院長：請保送給我最傑出的修生。」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933 , Letter to Fr. Boetman, pp.1709 , para. 5987 )
除了神職聖召，福傳工作的資金也是必要的。正當歐洲經歷一場經濟危機時，聖金邦尼本可與他的傳教士一起回到非洲，但是他決定留在歐洲，確保他的修院組織妥當。
120「我們的小考察隊在10月30日要啟程前往埃及...，他們坐上土星號（Saturn）離開了我曾陪同他們前往的蒂里雅斯特（Trieste），在經歷一場可怕的風暴後，他們在1870年11月8日經亞歷山大港到達了開羅。
而我呢？...，隊長就是必須始終留在最迫切需要奮鬥，以及對他的指導能更加有益於工作的地方。我們在埃及的傳教工作開始得非常順利；或許你會說，我們的修院可以讓他們自己管理了。但，現在他們唯一欠缺的，就是運作的資金。
由於世界籠罩在一片黑暗中，前景朦朧，以至於人們不知道在哪裡可以為未來找到可靠的幫助。所以我留在歐洲，希望可以盡所能地找尋到資金的援助。」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402, Report to Cologne Society, pp. 810, para. 2565-6 )
聖金邦尼在一次歐洲傳教旅程中所寫的一封信件值得在此給予各位一窺全貌。信中內文充滿了他個人的精神、風格及魄力，因為當時他正與各種湧現的嚴重困難奮力鬥爭。
121「『願照祢的話成就吧！願上主的名永受讚美。』 (原文拉丁文Sicut placebit Domino ita fiat: sit sempre nomen Domini benedictum.)
昨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告知我父親已經病重了36天。這還不夠悲傷，剛剛又收到一封電報，內文如下：『恐怕亞歷山大·鮑思高神父（Fr. Alexandro Dal Bosco）（維羅納非洲神學院第一位院長）過不了今晚。請回覆! 托馬西 （Tommasi）』。
天主在祂給我的慈愛中，添加了這麼多十字架。我們親愛的耶穌是那麼的好；這一切實在都是充滿愛的邀請，呼喚著我們真正地去愛祂。
我應該感謝天主，雖然我正處於極為困難的境況中；但是，我還無法開口。如果亞歷山大神父必須到天堂去，『我相信他一定會的』，那我們該如何安排維羅納的這個小神學院的一切事宜呢？
因此，主教閣下、我最尊敬的父親：讓我們將自己投入到耶穌的懷抱裡，祂很愛我們，足夠聰明，知道如何善於把事情做得對：『願祂的名字永受讚美』(原文拉丁文Sit nomen ejus benedictum in saecula).
我正準備從蘇薩（Susa）前往維羅納，把八個人從那裡帶到熱那亞（Genoa），我們已獲得了免費通行...，我也確信外交部將讓我免費從馬賽（Marseilles）到亞歷山大去；但我還未將這些事情聯繫好，因為部長不在康比涅（Compiegne）。我的計劃是等待他回來，然後去里昂取5000法郎，再去都靈（Turin）與慈幼會聖若望·鮑思高神父（Fr. Don Bosco）[ 編輯說明: 慈幼會聖鮑思高 ] 商談...，再之後，會趕往維羅納。 如果閣下想改變這個計劃，請你跟我說，我會準備好服從你最崇高的命令。
對於剩下的事情，讓我們信靠耶穌：我很高興祂給了我這麼多的十字架苦難，這真是天主最珍貴的恩典。
既然我們是完全奉行耶穌的旨意，為世上最被遺棄靈魂的皈依而工作，所以願祂無論在順境或逆境、現在或永遠都受讚美！(原文拉丁文in prosperis et adversis, nunc et in saecula)。
如果天主讓我們的亞歷山大神父還在我們當中活著， 我們會祝福他。如果他的靈魂被召喚上了天堂，我們將多了一位主保在天上。」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286, Letter to Bp. Luigi di Canossa, pp.547, para. 1779-82)
附註：很不幸地，正如聖金邦尼所想，亞歷山大·鮑思高神父在1868年12月15日逝世。
推動福傳的有效策略
聖金邦尼為了推廣福傳，用了當時可行的所有方法，而且還作了一些新的嘗試。十九世紀最能提供幫助的途徑，他自然也是用上了。如：各種傳教協會、奉行天主教的政府的保護，以及社交的最佳通訊工具——文字印刷。
我們在之前的章節，已經知道他如何在梵蒂岡第一屆大公議會，利用了獨一無二的機會提出他的計劃。但在此之前，他也勇敢地試圖調動宗座所有對中非洲重生福傳計劃有利的潛力：
122「除了我曾經提出的策略之外，我還曾想要求教皇在樞機主教會議中發表一份聲明 (Cardinals in Consistory) ，去呼籲世界上所有的天主教徒支持非洲的傳教行動。我已經寫信給樞機主教們，我希望能夠說服他們，包括馬撒亞蒙席樞機（Mgr. Massaia），以及聖神會神父 (Holy Ghost Fathers)，希望他們會在塞內甘比亞（Senegambia），塞拉里昂（Sierra Leone）、幾內亞（Guinea）、塞內加爾共和國（Senegal）及桑吉巴（Zanzibar）等地方，都作同樣的呼籲。
將我的總體計劃付諸行動的困難，在於說服所有非洲傳教團體的各個負責人，請他們選一名代表，長駐羅馬，以便各有關人士可以就實用的傳教經驗相互交流。」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286, Letter to Fr. Francesco Bricolo, pp. 290, para. 996)
以聖金邦尼對非洲政壇的詳盡了解，他明白應該謹慎及果斷地借助奧地利法蘭茲．約瑟夫皇帝 (Franz Josef) 在當地的影響力：
123「埃及都督（The Khedive）曾經是法國人的竉兒，現在已經開始轉向普魯士人（Prussians）， 以及跟隨歐洲上流社會的時下風氣。
因此，為了非洲的利益，我判斷是時候去維也納拜訪奧地利皇帝陛下，熱切地向他推薦中非代牧區了，因為自1851年以來，他一直是該代牧區保護者。我這樣做是因為我堅信他對埃及都督的強大影響力，在他訪問埃及和參加蘇伊士運河啟用典禮時，可能為非洲傳教起了更有利的效果。
法蘭茲．約瑟夫陛下私下接見了我並相談良久，他表達了對非洲傳教的濃厚興趣，也承諾給予我最充分的支持及保護。因此，我得到了埃及外交部強大的協助，他們也為更進一步確保我的牧區會在埃及得到協助這件事，立刻寫信給埃及奧匈總領事館（Austro-Hungarian Consulate-General），及教廷大使辦事處（Apostolic Nuncio）。我發現奧匈總領事館人員對我友善，並極力幫助我從埃及政府，取得公文讓我可以在所有中非的埃及機構中得到幫助及保護。」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467, Report to Card. Alessandro Barnabò, pp. 943, para. 3042)
聖金邦尼一再尋求各傳教團體的幫助與合作，尤其是在里昂、巴黎、科隆和維也納的傳教團體。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維繫維也納協會的福傳熱忱，而這協會的成立也正是為了中非福傳的推廣：
124「我前往維也納的第二個原因是要與維也納聖母協會（Marian Society of Vienna）的中央委員會達成協議。以最適當的方式向委員會解釋，該協會有特殊責任對羅馬天主教和中非傳教團體的全力支持，並且也能夠對羅馬傳信部、宗座代牧的權利及意願，堅定地尊重及支持。
我很高興在維也納見到了聖母協會傑出的核心人物——馮斯彭斯男爵（Baron von Spens）。我能夠清楚體會到，所有中央委員會的成員都被真正的熱忱所感動，盡力使協會興旺，促進神聖使命。
聖母協會的成員中，最熱心工作的是老馮斯彭斯男爵，他在1851年至1867年間， 為中非洲籌得了超過一百萬弗洛林銀幣 (florins)。」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467, Letter to Card. Alessandro Barnabò, pp.943, para. 3043-4 )
聖金邦尼為了維持非洲福傳推廣可以在歐洲持續發展，他認為急需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傳教士機構，方能朝向中非洲的重生計劃前進：
125「嘉諾撒樞機主教在1867年6月1日，頒發的神聖法令，批准了在維羅納創立為非洲重生計畫的善牧協會 (The Society of the Good Shepherd) 『這是嘉諾撒樞機主教在維羅納創立的第一所協會』，旨在為歐洲的培育神學院提供必要的運作機制，並為非洲的傳教團體提供傳教士。」
(引用於Annali del Buon Pastore 15, 1877, pp. 17)
126「利用自由主義政府所承認的結社權利，我產生了創立善牧協會的想法。其目的是維持歐洲神學院的運作，旨在培育非洲的傳教士...。
在創立這個協會之前，我考慮了兩年，亦諮詢了各界的知名人士：如主教及精通這類工作的人；我從他們所有人那裡得到了很多鼓勵。在1867年7月某日的下午4時，我收到一份手寫的文件，教宗給了維羅納善牧協會六個全大赦（plenary indulgences），此舉也使得協會增光不少並充實起來。」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266, Letter to Card. Alessandro Barnabò, pp.518, para. 1689-90 )
聖金邦尼在成立了維羅納善牧協會之後，立即致力於廣泛宣傳，希望它可以在歐美為非洲福傳推廣。他請求了嘉諾撒樞機主教，為這事致函意大利的主教們，並向嘉諾撒樞機主教保證維羅納善牧協會一定會成功：
127「其餘的事情請放心，善牧協會必會站穩腳跟的。在主教們回復之前，我們將必須看協會可否在教區取得成功，這通常需要一年的時間，而且最大的困難通常在協會創立的早期。
東方學院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Eastern Schools）、科隆協會（The Cologne Society）以及羅馬傳信部，成立初期也幾乎沒有任何收穫。讓我們相信天主，在你的祝福下，一切都會順利進行的。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在歐美多個教區帶來善牧協會的好消息。一旦時機來臨，當善牧協會的年刊出版時，你會看到這將有助於喚起人們的關注。的確，這個時期是艱難的，社會混亂顛覆。但，天主沒有收手（原文拉丁文manus Dei non est abbreviate）！儘管地獄力量試圖毀滅，至高者的手仍會成功地重建起來。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236, Letter to Mgr. Luigi di Canossa, pp.472-3, para. 1558-9)
附註：一段時間之後，於1870年，一份在美國辛辛那堤的報紙，刋載了關於聖金邦尼在非洲的福傳工作。
聖金邦尼運用印刷文字的宣傳，在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的各種期刊上發表了關於非洲福傳的工作，直到他創辦了自己的雜誌：
128「在意大利維羅納省的人們，對中非洲傳教真的非常愛戴；同時在德國及一些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有很多司鐸提出要求加入維羅納非洲傳教修會。因此，我們認為，『善牧協會年刊』廣泛地被傳閱，能夠使人們更加地認識協會；從而也在各種階層中，如婦女、神職人員、工匠等，帶來更多的聖召。」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653, Letter to Card. Alessandro Franchi, pp. 1259, para. 4166 )
第一屆梵蒂岡大公議會曾宣佈:『信仰及理性永遠不會相互矛盾』。聖金邦尼非常迅速將這個原則運用到他的褔傳工作中，並強調宗教及自然科學之間的和諧，以及地理勘察的重要。出於這個原因，他也欽佩科學的進步，特別是當科學有更新的探索和發展出更迅速的通訊方式時，為人類發展及傳教工作都帶來很大的貢獻：
129「讓科學與宗教相互擁抱，讓它們相互幫助、共同進步、更生和變得名實相符的文明，這必須是科學追求的目標。更別說有許多傑出的英國人、意大利人、德國人及美國人等在這領域有相當優異的成就。我們特別注意到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對非洲關注的崇高倡議， 他的榜樣幾乎受到了所有文明國家的效仿。
非洲傳教推廣這崇高的理念，在歐洲已引起相當的關注。必須以堅定不衰的熱忱繼續向目標邁進，絕不能因為遇到可怕的磨練、災難或困難而放棄。在錯誤、失望及失敗中汲取經驗，然後便能夠找出最有效的途徑及方法去實現這崇高的目標。如果能夠保持信念堅定的話，全面勝利的成果是必定的。」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763, Letter to Manfred Camperio, pp.1501, para. 5145-6)
基於信仰及科學的和諧發展，聖金邦尼理解到中非洲福傳能夠對非洲的地理勘察進展有所貢獻：
130「天主教信仰通過宣講教義、原則、要理及神聖的道德指導，總是為異教民族產生及孕育真正的基督教文化，然後他們便會變得相當擁護和追隨，更會通過這一強大和不可抗拒的衝動，要將自己與真正的信仰聯繫起來，直達他們信仰的中心，甚至承認這信仰是不可分割的朋友、老師及母親。
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善牧協會的年刊中，要努力地要讓親愛的恩人們知道在非洲傳教修會的傳教士與修女們使徒工作的困難、進展及成果。在他們的推動下，進行了中非洲地理勘察、科學工作並培育出真正的基督文化。我們將這個榮耀歸於耶穌基督，祂是救贖和生命之源、真正的人類文明之源、異教民族的救贖，祂造就了世界文明國家真正的偉大、繁榮、那堅不可摧的根基。
『天主教中非洲傳教』團體 (The Catholic Mission of Central Africa) 由1948年4月3日宗座牧函正式成立。其後團體的傳教工作、研究及地理勘察，對於尼羅河以西的地理環境知識不斷提高。1849至1850年，『天主教中非洲傳教』的領導、中非洲宗座代牧、『St. Canzianus near Ljubljana 修會』的伊格納茲·諾布勒徹博士 (Dr. Ignaz Knoblecher) ，維羅納馬扎修院的安傑洛•文高神父（Fr. Angelo Vinco）及一些傳教士為探勘埃及，一行人的足跡深入到了1841年埃及探險隊到達的最遠點（Egyptian expedition of 1841）。文高神父是在白尼羅河勘察緯度停留最久的歐洲人。在該地停留的期間他觀察了氣候與地質。他還去到了離河岸數天路程的地方旅行，參觀了貝里（Bery），找到了新的部落，並且學習他們的語言、風俗及特性。他開始了在岡多科羅（Gondokoro）的工作，並根據中非洲宗座代牧、諾布勒徹（Pro-Vicar Knoblecher）的指示，建築了一所令那裡的居民驚訝的歐洲式傳教中心，有一個美麗的花園及一座奉獻給聖母的教堂。他提供了生活在河流赤道地區的尼羅河及其支流河域居民相關的為人不知重要訊息... 。
中非洲宗座代牧、諾布勒徹對於尼羅河西部的地理知識及環境有極大貢獻。有幾次，他繪製了從喀土穆到岡多科羅（Gondokoro）的尼羅河道地圖，測量它的寬度和深度，也計算了水流速度，並詳細描述生活在河岸上的人民與部落。他還深入向南推進，希望發掘更多關於中非洲的奧秘。1850年1月16日，他到達北緯4.9度，於1854年6月開始往北緯3度深入。那裡是尼羅河的源頭，順流而下後，尼羅河就離開阿伯特尼安扎盆地 (Albert Nyanza Basin)。
在他之前，沒有任何歐洲人沿著尼羅河向赤道的上游到達這麼遠的地方。」
(引用於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1003, Quadro storico delle scoperte africane, pp.1786, para. 62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文獻
Annali del Buon Pastore 15 (1877). Cenno storico suI Vicariato dell'Africa Centrale, 15, 1877, pp. 17.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402, Report to Cologne Society , 6th June 1871, Cologne,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416, para. 1403, pp.801-2, para. 2543-4, pp. 810, para. 2565-6.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287, Letter to Bp. Luigi di Canossa, 20th December 1868, Cairo,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548, para. 1785.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306, Letter to Abbess Maria Mueller, Monastery of Notmberg near Salzburg, 4th April 1969, Cairo,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585, para. 1886, 1888-90.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346, Letter to Bp. Luigi Ciurcia, 15th February 1870, Cairo,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685, para. 2180-2.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733, Report to Cologne Society , Historial account and state of the Vicariate of Central Africa, 1877, Cologne,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1417, para. 4799-480.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142, Report to Card. Alessandro Barnabò, 9th May 1865, Paris,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315, para. 1089-90.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355, Report to Card. Alessandro Barnabò, 13th November 1868, Paris,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 713, para. 2261.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933, Letter to Fr. Boetman, 19th May 1880, Belgium,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1709 , para. 5987.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286, Letter to Bp. Luigi di Canossa, 14th December 1868, Cairo,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547, para. 1779-82.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286, Letter to Fr. Francesco Bricolo, 5th February 1865, Belgium,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 290, para. 99.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467, Report to Card. Alessandro Barnabò, 5th October 1872, Paris,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 943, para. 3042, para. 3043-4.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266, Report to Card. Alessandro Barnabò, 22nd September 1868, Paris,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518, para. 1689-90.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236, Letter to Bp. Luigi di Canossa, 1st February 1868, Cairo,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472-3, para. 1558-9.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653, Report to Card. Alessandro Franchi, 29th June 1876, Delen,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 1259, para. 4166.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763, Letter to Manfred Camperio, 10th May 1878, Cairo,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1501, para. 5145-6.
Comboni Missionaries (2005). N. 1003, Quadro storico delle scoperte africane,1880, Cairo, in The writings of Saint Daniel Comboni. Sunningdale, United Kingdom. Printed by Comboni Missionaries, UK, pp.1786, para. 6214.